直到1936年，我平时只见过三几辆汽车。我知道在祖家街的北平大学工学院有一辆教学用的黑色轿车。我二哥是那学校的学生。街上跑的除“当当车”之外，就是洋车了———听说是日本造，先叫做“东洋车”。车夫很苦。那年一毛钱换48个小铜板，但用的是大铜板24个，叫“24大板”。
我上高中是在月坛里面的弘达中学二院。从西单商场坐洋车到月坛，车钱顶多36枚，即16个大板。劳动人民难得吃上大米白面，都吃玉米做的窝头。那时瓜菜很便宜，老太太到油盐店打几大枚香油，走时顺手拿几棵葱，一块姜，掌柜的见了只笑笑不说话的。白菜最便宜也很好吃，是贫民的一种家常菜。侯宝林说过，他说相声从早到晚，一天挣的钱，只够买两棵大白菜。
在铁路局工作号称“铁饭碗”。我父亲月薪120元，房租12元，保姆（当时称“老妈”）每月3元，局里常欠薪，但生活还是不错的，我三哥上大学，我上中学，姐姐和弟弟上小学，还请奶妈养护小妹妹和弟弟，但这“铁饭碗”也靠不住，1933年因文牍课改了名字，新上任的课长带来另一帮人，文牍课解散。父亲被辞退，只好拐着回广东农村，只留我二哥和我俩人在北平上学我叔父供我学费。父亲每月还可领回一月的欠薪，供我使用，由他在北平的朋友代领转交一部分给我。
那时的北平只有几条沥青马路，我见到的，记得王府井大街，租界的东交民巷和当时什么大帅住的西城帅府胡同是沥青路，其他则是土路，土层厚，俗称“晴天三尺深，下雨一街泥”。街上马拉的运货大车和驴拉的坐人轿车，走过的车辙有半尺深，骑车不小心，滑进那车辙里非挨摔不可。自行车都是日本造，我骑的是二哥留给我的。
当时几乎每家都有个布条或布块绑在柄上的掸子，人从街上回来，进门之前先把衣服鞋帽上的尘土掸去才进屋。春天刮风可不得了，尘土飞扬，常说是“伸手不见五指”自是夸张，但几丈外看不见人却是真的。西四牌楼真有四个牌楼在，现在没有了，便简称“西四”，以前叫“四牌楼”。牌楼东边一路都是肉菜市场。离大拐棒胡同不远路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