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原籍山东省寿光县。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都有突出贡献。
“第一是人品 , 第二是学问”
张维华虽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辈一心想让他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考上了齐鲁大学。为了完成学业，除了平时尽可能节衣缩食外，还课余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和翻译书稿。1931年张维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名流都执教于此，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学之路，毕业后他回齐鲁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到逝世。
据晁中辰教授回忆，随张维华先生受业的这段经历，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人品的重要。他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并且解释道：比如，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学问是种艰苦的事业，应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他还经常以他的老师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学者为例介绍他们做学问的旧事，他们的成就都是老老实实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这番教导足见张先生的良苦用心。
在张知寒教授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张先生就建议他读读《文史通义》的史德篇，第二学期开学后，他把“史德篇”背诵给张老听。当他讲到“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时，张维华先生说：“学史就要先学好这个史德篇，培养自己的诚信品德和求实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弃。”
凡是和张先生共过事的老师都知道，张先生是个有气节的人，敢说真话，从不阿顺苟合，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但当他平反后，在给学生陈学文教授（现任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留下的时光已不多，我要做的事还很多，必须奋起直追！”丝毫没有一点埋怨的情绪。尽管这时他已到老年，但仿佛又焕发了青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间，是张先生出成果最多的时期。1987年他逝世前夕，齐鲁书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论文。张先生将其命名为《晚学斋论文斋》，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
做学问，一是求通，二是求实
张先生在做学问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所谓求通，即一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的知识，而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高屋建瓴，立论得当。同时，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历史，也要懂得世界历史，把中国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去看待，这样才能具有所谓世界眼光。他常说：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对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但要精通，凡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他常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中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来勉励学生。张维华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精于秦汉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晋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汉史论集》和《晚学斋论文集》中。在授课方面，他不仅向学生讲授中国史，也讲授世界史。正因如此，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来就显得特别得心就手。这也是他在史学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关于求实，张先生曾以此为题开了个专题讲座，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的深恶痛绝。他写了不少考据文章甚至专著，都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问题。而他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欧人东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功过，这是当时极左思潮下的一个禁区，他这样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安作璋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回忆道：有一次，张先生在讲课中，忽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哪里？他说大概在《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刘德传》，于是张先生借题发挥，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研究历史，贵在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因此，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德。这番话成了安作璋教授做学问和做人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张先生治学很虚心，他教导学生不要完全拘泥于他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他的著作，还要多读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写的书和文章。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治学道路、思想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也是练习写作的一个最好门径。
张先生原来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较深，治学长期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却能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通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张先生在50年代的一些论著和以前有明显不同，如《论汉武帝》，《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以及《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等学术论著，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
张先生一向很重视教学，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讲中西交通史时，已经患有哮喘病，他就讲一段，向口中喷一下平喘药，即使这样，他仍是提前写好讲授提纲，抖擞精神，坚持讲完。他说：“不要小看教学，你在台上讲，台下有许多学生看着你，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每节课都要认真地讲，这是当教师的本份。”张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记得：“张老讲课，一直是那样从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胜。先生讲话，极富有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引力，听讲者，犹如沐浴于春风化雨之中。”
“你活着就是贡献”
张维华先生由于年老多病，后来经常住院。起初他都住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健病房，这里的条件比较好，花费自然也比较高。张先生总嫌花钱多，常对家人和陪床的学生说，花的都是国家的钱，实在心疼。因此，他不断地催促家里人为他换个医院。当学校和历史系的领导来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时，张先生就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没有用了，花费国家那么多钱不值得了。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就对他说：“你活着就是贡献。”这几乎成了一句名言，历史系师生几乎无人不知。
事实也果真如此，当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正在编辑，张维华先生是主编。一位编者对一段档案材料的意思把握不准，向别的老师询问，却始终定不下来，后来去医院问张先生。张先生看了以后，三两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其他的老师都很信服。后来张先生又一次住院，由于他一再坚持，就改住在附近的一所普通医院……
张先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了一副挽联：“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