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房。这是大连人习惯的叫法，也是大连独有的住宅风景。它实际上是一种洋房，比小洋楼朴素一些，平实一些。虽然也是独门独院，可它往往是街巷相连，聚集成片，整齐得像一个营房区。当年住这种洋房的日本人，肯定不是达官显贵，而是身份普通的日侨。
我在这个城市安家的时候，住在白云街一个部队大院里。我曾在这个大院里住了九年，其间搬了无数次家。记得，部队第一次分给的是四家合住的旧日本房。一共是两层楼，楼上两家，楼下两家，基本上是一间屋子住一家。
第二次分给我们的是两家合住的日本房。我在这幢日本房里只住了两年。在那两年里，除了冬天，我几乎没在商场里买过菜。前面院子里有我家一块园子，春天的时候，我在园子里种了菠菜、西红柿、青椒、茄子，秋天的时候，便在一场雨后畦上小白菜和小萝卜。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菜，直到现在还能想起西红柿摘在我手中的那种圆润和新鲜。日本房最难过的是冬天，屋子没有暖气设备，部队给钱买煤，但要自己烧锅炉。我们家住在阴面，锅炉烧得再好，温度仍是上不来。这时候，正好又有了一个分新房的机会，于是就结束了住日本房的历史。 
自1898年至1904年，在七年多的时间里，俄国人在达里尼市只规划了4平方公里，城市人口最多达到4万。据大连城市房产档案记载，直至1904年5月，也就是俄国人从大连全部撤离的时候，市内地面上属于俄国人建造的房屋总共只有161栋，且大部分集中在胜利桥北原达里尼行政市街上。铁路以南，只在青泥洼桥附近有三座公用建筑，一座是官衙，一座是旅馆，另一座是医院。
日本人在大连呆的时间长，留下来的房子也多。自1905年至1945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日本人曾先后四次修改俄国人留下来的城市规划，把城市版图放大了十多倍。到1945年8月，市区面积近50平方公里，人口已多达70万，其中日本侨民就有20多万。上个世纪初，日本房，日式庭院，还都集中在城市东部的原欧罗巴市街，后来城市向西扩展，它们就向城市中部、西部和南部蔓延开来，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成片的日本房，它们像积木一样堆垛出一个又一个日式住宅区。由于日本历史上就是个多地震的国家，所以日式住宅体量较小，大多是一二层高，用砖和木建构。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当日本建筑师在把它们引到大连的同时，也把岛国的文化气质注入了这个新建的城市。只是这些层低而小巧的日本房已经不那么纯粹，建在大连的日本房，总能看出对欧式的巧妙模仿。然而，尽管如此，在这种半东洋半西洋的日本房身上，仍保持了东方式的含蓄与素雅。它们虽然像魔盒一样布满了城市的街头，整个城市却如一位建筑学家所说，层次分明，空间错落，山与海好像都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和惊动。
简朴而普通的日本房，大多沿路而建，环境相比那些尊贵的官邸别墅区，还是要吵闹一些。比如今天的中山路、高尔基路、五四路、凤鸣街、民运街、同泰街、正仁街、不老街、长生街以及体育场一带，当年就是日本房集聚之地。住在这些地界的日本人，都是一般的侨民或小商小贩。可是，正是他们那平常而底层的身份，与日本房的普通和简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映照。
走在日本房聚集的街巷里，可以看见每个院门口都有一对石砌的门垛，在右手的门垛上，每家都嵌有一块户主的名牌。这似乎是大和民族固有的居住习俗，大概是要表明自己作为一户之主的尊严。除了名牌，还有树木。日本房的院子里，几乎都要载种松柏或各种花树。日本人喜欢栽树，这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据说，每搬一个新家，他们都要在新家的门前栽一棵树，女人每生下一个小孩子，也要在院子里栽一棵树。因为院子太小，树其实就栽在了窗前，于是整个窗户甚至整个房子都被树掩映着，日本房那含蓄的美感，那不为人知的神秘，有一半是树给营造出来的。
树是时间的证明。最近这些年，这个城市时兴在新建的住宅小区里栽大树。那些大树的树干细弱，笔直，没有旁逸斜出的枝蔓，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刚刚从一大片苗圃林里移植过来的。如果在新建的小区看见了大树，大树的树荫又很浓重，这里原来一定是日本房的院子。以前拆日本房，院子里的树也一起连根拔掉，后来就有了明文规定，只拆房子和院子，树却要留下。
我的住所距高尔基路很近。夏天的晚上，我喜欢去高尔基路散步。路是东西走向，路两侧原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日本房，日本房前面则是一棵挨一棵的梧桐树。日本房和梧桐树相映成趣，成了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由于梧桐树高而繁密，枝叶把天空全遮严了，像一道绿色的长廊，在梧桐树下走，下再大的雨也不会淋湿。后来，路南侧的日本房大多被拆了，建起了一排排新楼。只剩下路北侧这一排日本房，因为与新华街、凤鸣街、民运街的日本房连成了一片，听说这一大块地皮已经被市政府挂牌卖给了开发商，不久就将一起拆除。
那么，高尔基路边的日本房果真要消失吗？那么，那幢曾住着一个日本女人的日本房也要拆除吗？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走到了高尔基路北一幢和风欧式的二层小楼前。这里是高尔基路梧桐树叶最浓郁的地方，也是我每次路过都要向小楼二层那扇窗户多看几眼的地方。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住进了一个面容清瘦的日本女人，女人的中国名字叫郭安娜。郭是女人安娜的夫姓。女人安娜这一生只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中国四川人郭沫若。
在高尔基路，女人安娜还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中国短跑名将刘长春。这其实是一幢连体日式小楼，东西各有一个门廊，女人安娜一家住在楼的东侧，刘长春一家住在楼的西侧。安娜去世几年后，刘长春也去世了，他生前一直担任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和教授。现在，这两个老人都不在了，他们住过的这幢日本房还在。如果高尔基路北侧这片日本房不久后果真被拆除，也许还会有人知道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的故事，只是不能指着哪一幢房子，而可能指着某一棵梧桐，说，这就是女人安娜窗前的那棵树。
在这个城市，成街连巷的日本房正在日渐稀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现在住的小区叫天兴花园。过去这里曾是一大片日本房，南北跨同泰街、永平街和民政街，东西跨联合路、联德街、正仁街和东北路。据我所知，在这片拆除的日本房里，有一幢是川岛芳子婆家的住宅。1927年，她和甘珠尔扎布结婚后，就住在今天的中山公园南门。中山公园当年叫圣德公园，圣德是日本天皇之子，日本人曾在公园里建了一座圣德太子庙，并把公园南门街取名叫圣德街。当年的圣德街，就是现在的联德街。我住的这幢楼是联德街8号，与川岛芳子住过的日本房应该是很近。她虽然嫁给蒙古王爷之子，可她只做了不长时间的新娘，就与丈夫分手了。如果这片日本房不拆，也许可以找到川岛芳子在大连生活的踪迹。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刚刚搬进天兴花园不久，就听说东北路东侧那一片日本房也要拆了。我最要好的一个中学同学家就住在中山路295号。我对这一带太熟悉了。在中山路与珠江路交叉口，有一座很高的建筑，上面是市政管修处，下面是邮局。从珠江路向北走是民政街，那里有个24路汽车站。以前我总是在这一站下车，然后走到中山路295号西侧的巷子口。那里有一个小菜市场，每次只花一元钱，就可以买两三斤水果提上楼去。这一片日本房没有院子，只有纵纵横横的巷子，人一出门，就走到了街上。记得那一片有好多条宽窄适中的小巷子，每条小巷子都有一个很有味道的名字。只可惜我没有带上纸笔，每次都觉得记在了脑子里，过后却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如今，这里已矗立起一个名叫优·豪斯的花园小区，它把那些毛细血管样的小巷子全部抹去了。
天兴花园。优·豪斯。它们给了我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不久的将来，大连市内的日本房可能一座也留不住了。于是，自2003年夏天开始，我作了一个计划，凡是有日本房的街巷，我都要去拍照下来，留做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