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辈的我，有幸与祖棻师共事二十余年，多受她的关爱，终生难忘。
1951年我考入中文系，系主任是程千帆先生。1952年的一日，我去程先生家，第一次见到祖棻师。她那时40岁刚出头，秀丽端庄，性情温淑，和蔼可亲，但身体显得有些瘦弱，正在家中休养。不久，沈师去苏州师范学院教书，故有多年未曾见面。1955年先生又调去南京师范学院任教，至1956年调来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正好那年我毕业，留校当胡国瑞先生的助教，与沈师同一个教研室。
沈师工作兢兢业业，备课十分认真，乐于承担教学任务，她在我系开设过宋词选、唐人七绝、古诗选诸门课程。讲课非常投入，十分细腻，多从艺术上进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如讲李清照“人比黄花瘦”一句，就花了十几分钟，用了十几个比喻。那时讲文学作品，一般只注重思想性、社会性、人民性，而忽略创作手法、艺术特色，先生独树一帜的讲授，使学生倍受益处。
1965年，教研室许多老师下乡搞“四清”去了，我与沈师留在系里编写唐代文学史教材，因先生身体不好，研讨会就在先生家召开，每次我们去她家，她非常热情接待，总是用盖碗亲自给我们泡一杯绿茶。讨论时，常常提出己见，共同商量，平等待人，毫无长辈强加于人的威严，我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学习了业务，也学习了做人。
沈师对我们青年教师的生活、家庭非常关心。记得1960年初夏，我母亲患严重风湿病瘫痪于床，沈师那时身体也不好，她得知后，扶着手杖步履艰难地来我家看望，坐在那间又黑又潮湿的房子里，问寒问暖，临走时拿出10元钱给我母亲，我执意不要，而她态度十分坚决，我说：“那就作为我借您的吧！待下月发工资还给您。”谁知此事成了我文化大革命中一条罪状，我被诬为中文系“三家村”黑帮，在一次批斗我的会上，工作组揭发我与程千帆“元帅”的关系，说我丧失立场，借右派的钱。我当即申辩说：“是借的沈先生的钱，并已还了。”沈师看着我在台上挨斗的情景，心里难过极了。后来，她十分歉意地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