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行霈：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 | |
袁行霈，1936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你是他的学生，上课之前你期盼着他的到来。他轻轻地推门进来，白发皤然，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询问你的学习、生活状况。你的每一丝忧虑或欢乐都可以和他分担或分享。一堂课下来，你有许多感想要对他诉说，他会耐心地听，同时启发你得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他，就是已经在北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者，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 一个没有传奇性的人 “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平庸，先生的经历如泉流山涧，于涓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1957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被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在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文革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鄱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被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有。他准确地记着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的学生岁数普遍比现在的大，他们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 先生上课很有特色。他十分注重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先生上课的板书俊秀飘逸，每当他转身写字时，那气度，那字迹，总是要激起一阵感叹。他习惯竖写，一行行地从右到左，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完成了一篇书法作品。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擅长书法的，于是一个误传不胫而走：要考先生的研究生首先得书法好。前两年先生还收到考生的一封来信，询问此事。 由于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1979年先生在做了22年助教后成为讲师，第二年即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在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部分老教授审核后被特批为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生微笑着说：“我大概是做助教时间最长的人”。应该再加一句，大概也是做讲师时间最短的人。 苦心孤诣的学术之道 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和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启迪了他对文学的慧鉴和妙赏。 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纵通”与“横通”》的文章。文章不长，却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地表白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1987年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他对导师的感恩之情。 无论就人生追求还是学术兴趣而言，先生生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是他对陶渊明的挚爱。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20多年。2003年他出版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的厚达900页的《陶渊明集笺注》。 先生用两句诗总结自己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先生说，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的过程。他曾经为陶渊明纪念馆撰写了一副楹联：“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篱下菊，岂甘了此一生。”这幅对联显示出他们心灵的相通，也表达了先生对前贤的理解和尊敬。 承传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 先生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是承传中华文化，二是沟通中外文化。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既注意高深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向大众普及。 1992年初，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心编辑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至今，《国学研究》已经编辑出版了17卷，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心还组织并资助了30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十多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编辑为《国学研究丛刊》。中心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每集三十分钟，一百多位北大老师参加讲解。根据《中华文明之光》改编的少儿读本《中华文明大视野》，2003年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中华文明之光》播出后，各界人士好评如潮。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亲自打电话赞扬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在贺信中指出：“你们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2001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 14年来，这个虚体性的研究机构出版的各类著作约两千万字，为学术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为学者们施展才能搭起了舞台。 常怀感激之心 袁先生说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并不是过分的谦虚，而是他的真情流露。他说：“我能做出一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家的帮助和成全。本应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留下许多缺陷。” 我急切地想知道袁先生在学生期间都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告诉我：亲自教过他的老师就有：杨晦、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冯钟芸、魏建功、王力、袁家骅、高名凯、周祖谟、林焘、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一良、邓广铭等。林庚先生是他多年追随的导师，林庚先生是以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而受到尊敬的大师。在袁先生书架的一个明显位置上，摆放着袁先生和林先生的合影。照片上，林先生清癯而坚毅，袁先生充满敬意和幸福。 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我心中的北大》。文中说：“北大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有大海才能比拟。”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海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智慧，获得了宽容，获得了勇敢。惟其如此，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先生才显得那样雍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