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资料图片）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是红军中著名的巧手能人，在长征中他发明的“作品”总是派上大用途
毛泽东的老师，被誉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的“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以58岁的高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长征的队伍中，徐老还是著名的巧手能人呢。1935年春节前，部队转战在云贵川一带。艰难的行军和恶劣的环境，使官兵疲惫不堪。在过年的前一天晚上，李伯钊等人筹划了一场联欢会。
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欣赏着喜闻乐见的节目，沉浸在难得的欢乐中。正当大家为李伯钊刚跳完的苏联水兵舞使劲鼓掌时，只见徐特立反穿羊皮袄，头戴破毡帽，慢慢悠悠走上场。他站在场上并不说话，而是表情认真地将双手伸进羊皮袄里，上一抓、下一挠、左一扭、右一拽，皱紧眉头，捉出个东西，放进嘴里，只听见“噼啪”一声，然后蹙着鼻子说：“嗯，这个肥。”他反复做着类似的动作，将虱子在人身上上蹿下跳，令人奇痒难耐的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引得官兵捧腹大笑。
他不仅有文艺作品，还有不少发明“作品”，如将一个马蹄钟用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当作“怀表”。用粗布缝了一顶八角帽，从帽盖、帽檐到红五星都精心制作……而在他所有富于心智的“作品”中，最让官兵难忘的是他的“百宝衣”。
打土豪分给徐特立一件长袍，经过他的改装变得实在太惹眼了——他将能收集到的，哪怕是颜色各异、大小不等的布块儿，都缝缀在长袍上，当然，这可不是补丁，而是许多容量不同的口袋。他在里面分门别类地装着五花八门的东西，从公章、图章、印泥、老花镜到文件、书籍、针头线脑，无所不容。常用的放在方便拿的口袋、不常用的则放在“偏远”的位置，重要的有重要的地方，不重要的也有“安身”之处……可想而知，这件长袍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随着时间推移，长袍里的东西不断增加，品种日渐丰富。以至于徐特立人还未至，口袋里传出的声音早到了。
徐老“百宝衣”的作用，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于他所在的休养连领导侯政还几次三番做劝说工作，希望他精简“百宝衣”中的“装备”，“轻装上阵”才会增加安全系数呀！可每次徐老都笑笑便罢，并没接受侯政的劝说。部队打下桐梓后，没收了资本家的烟、糖、粮食等东西。这时，侯政想，既然改变不了徐老长袍的容量，但总可以改变一些内容吧？她又劝徐老将一些“无用”的东西扔了，换成吃的。可性格倔强的徐老依然我行我素，还将在桐梓得到的钉子、铁丝、锤子放入一个铁盒子，收编进“百宝衣”。这下可好，他走起路来就更多了一些“丁零当啷”的奏鸣。
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侯政对徐老“百宝衣”的认识。
这一天，当走在后面的徐特立赶上侯政时，侯政正站在钟赤兵的担架旁干着急呢。原来，钟赤兵的担架坏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要修要买都是不可能的。躺在担架上的钟赤兵是12团政委，在娄山关战役中右腿负伤被锯后感染，高烧不退。周恩来专门交代过休养连，一定要抬着钟赤兵行军。没了主意的侯政，额头上急出了冷汗。
跟上来的徐特立见此情景，逗她说：“你快走啊，你怎么不走了？”
急火攻心的侯政，再也按捺不住，气不打一处来：“你这老头还不快走？这里没你的事。”
徐老倒也不生气，不慌不忙地说：“你莫慌，我有办法。你去把挑药的扁担弄一根来。”
此时此刻，侯政也只好照办。扁担拿来后，徐老“百宝衣”里的宝贝就大显身手了。只见他变戏法似的，从中取出了绳子、钉子、锤子，三下五除二，很快就修好了担架，这让周围的人佩服不已，侯政心服口服了。
徐老的“百宝衣”从此扬名。
还有一件事使侯政对徐老的远见有了深刻体会。徐老吃饭慢得几乎像数着饭粒吃，不仅如此，他吃饭时，还要铺一张纸在地上，把饭里的谷子拣出来，用纸包好。徐老说：“好汉不丢一粒米啊！”
连里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地说：“徐老同志，你那么费力去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这几粒谷子干什么？”
过草地时，在大家的粮袋空空如也的时候，徐特立还有半袋子粮。当然，这半袋子粮他并没有独享，而是在谢觉哉突患重病，饿得寸步难移时，毫不犹豫地塞在谢老怀里，倾囊相赠。
徐特立长征中的趣闻还有很多很多，譬如用领导人的名字编成谜语和歌谣；给战士们讲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翻雪山时将自己缝的一条红裤子穿在身上，并喻为“火裤”；将他行军中最苦最狼狈的样子写成打油诗……这些趣闻，生动地表现了长征路上这位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胜利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解放军报/纪莹）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湖南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校长。
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徐特立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病逝于北京。
